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庭审发问，律师怎样做到“精彩”

孙杨被禁赛8年一案，国民瞩目。在仲裁裁决结果作出之前，国际体育仲裁法庭于2019年11月15日在瑞士蒙特勒举行了公开听证并通过网络进行全球直播。最近，有律师同行撰文称该案律师理查德·杨对证人的发问堪称“精彩绝伦”。

笔者也深表赞同。所谓“专业选得好，天天像高考”，律师本来就是一个思维开放、不断学习的职业，当然也不排斥向同行学习，包括向优秀的外国同行学习。

但是，坦率地说，笔者看到理查德·杨对证人的发问内容时，第一感觉不是“仰慕”，而是“羡慕”。理查德·杨律师通过发问而展示出来的思路清晰、目的明确、高度限制证人发言内容使其作出有利于己方的陈述，基本上是通过“诱导性发问”而实现的。而这种“优待”，我国法律是禁止的。

我国《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一十三条规定：“向证人发问应当遵循以下规则：……（二）不得以诱导方式发问；……前款规定适用于对被告人、被害人、附带民事诉讼当事人、鉴定人、有专门知识的人的讯问、发问。”

所以，理查德·杨律师表现很精彩，对的；我们律师要加强学习、提升发问技能，对的；向理查德·杨律师那样去发问，是不对的。尤其是，笔者不建议“借题发挥”，把孙杨案的庭审作为衡量某律师水平的标尺，甚至中国律师与外国律师差距的标尺。

仰望一番星空，尚需脚踏实地。

就“庭审发问”这一主题，笔者谈一点粗浅的看法

问谁

在我国，律师最常见的发问对象是“被告人”，包括自己的当事人以及同案被告人。律师对他们的发问权利有保障，原因很简单：他们就坐在法庭上。

但是，证人、鉴定人、侦查人员的出庭率一直很低。《关于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意见》呼吁“落实证人、鉴定人、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制度，提高出庭作证率”，有望逐步改观。

对此，律师很重要的一项工作是：撰写并提交有理有据的《申请书》，说明上述人员出庭作证的必要性，比如书面证言的真实性、鉴定意见的合法性与科学性、侦查程序合法性等存在不可忽视的重大问题，可能会严重影响定罪量刑，或者发现新的证人，有必要出庭作证等等。

问什么

（一）问事实

在法庭调查中，讯问、发问解决的是“寻找事实”问题。所以，律师应当“问事实”，被询问的人也应当“答事实”。

（二）问与辩护方案有关的问题

辩护方案、辩护词必然是事先准备好的，哪些问题与辩护有关，哪些问题与辩护无关，辩护人必须是清清楚楚的。问与辩护方案无关的问题，一是占用宝贵时间，二是容易节外生枝。

（三）问有把握的问题

虽然发问是要“问事实”，但律师对“事实”也要先做一个价值判断，切忌问出对当事人不利的事实。一般来说，在实事求是的前提下，通过庭审前辅导，辩护律师与当事人的问答可以事先模拟，避免不利风险。但是，对同案被告人、证人、鉴定人进行发问时，辩护律师必须充分估量不利言词出现的风险。不能把握的问题、不能掌控的局面，尽量避免。

（四）问公诉人没问过的问题

如果是被告人、控方申请的证人、鉴定人、侦查人员，公诉人讯问（询问）在前，辩护人发问在后，公诉人已经问过的问题，尽量不要问，否则会被法官打断。如果是己方证人、专家证人，律师可以根据先行拟定的提纲进行全面发问。

怎么问

“怎么问”是一项需要不断锤炼的技能，但是最基本的要求仍然有章可循。

（一）尽量拆分问题，把复杂问题拆成问题组

问的问题太复杂、不会拆分问题，这是庭审中律师发问不顺畅、被法官打断最主要的原因之一。

举个栗子：“1月26日上午十点，你和华仔、伟仔一块儿吃饭，与邻桌的人，也就是被害人发生了纠纷，被害人骂人，然后是华仔先动手打得对方，对不对？”

这看起来是一个问题，实际上是多个问题。试想一下：如果事发时间不是1月26日上午十点呢？如果一块儿吃饭的不是华仔和伟仔，而是华仔和星仔呢？如果没有与被害人发生纠纷呢？如果被害人没骂人呢？如果不是华仔先动手呢……面对这样一个“复合型问题”，被询问的人必定是好尴尬的。

所以，我们不妨试着将其拆分成一组问题。

问：1月26日上午十点钟，你在干什么？

答：我在和朋友吃饭。

问：吃饭的人都有谁？

答：有我、华仔，还有伟仔。

问：你们在什么地方吃的饭？

答：在某某街的某某烧烤店。

问：吃饭的时候，发生了什么事情？

答：我们跟别人打架了。

问：跟谁打架？

答：跟我们对面桌的一个人，就是本案的被害人。

问：为什么跟对方打架（原因是什么）？

答：被害人当时问我们“你瞅啥”，华仔说“瞅你咋的”，就这样就打起来了。

问：在几个人中，谁先动的手？

答：华仔说完“瞅你咋的”就冲过去了，把被害人打了……

将复杂问题拆分成简洁、明确的一系列小问题，问一个问题，只要获得一个信息即可；在事前拟定发问提纲时，梳理好问题的先后顺序，就是一个合格的“问题组”。这样的发问，被询问人回答起来比较轻松，法官也听得清楚，在逻辑上有递进，因而不容易被打断。

（二）多问“W”问题，少问“是不是”问题

多问“W”问题，是指多问英文中以“W”开头的问题。比如：什么时间、什么地点、什么人（谁）、说了什么、做了什么、怎么做、怎么样、为什么、什么反应……这样的问题一般都是开放性问题，被打断的可能性小。

“是不是”问题是指“自己说答案，让被告人确认”的问题，这样的问题尽量少问；如果傻子都能听明白，怎么回答问题对被告人有利，那就是典型的“诱导性发问”了，这个时候，法官会义正辞严地打断律师的发问，公诉人也会坚决果断地提出“反对”。

但是，话说回来，就目前我国的庭审实践而言，完全不存在“诱导性发问”的发问几乎是不存在的。所以，如果一定要问“是不是”问题，最好夹杂在一系列开放性问题中，“昙花一现”、偶尔为之，过多且明显的封闭式问题肯定是要被打断的。

问的效果

如前所述，发问的目的是为辩护服务，终极目的是说服法官采纳自己的观点。所以，不能为问而问、为表演而问，要把握问题的实质。

通过发问，我们能够获得来自被询问人的有利陈述（当庭的言词自相矛盾、与此前的书面言词矛盾、不合常理和经验法则、与在案其他证据矛盾；或者从其陈述中获得有利信息，以支持自己的辩护意见），要及时记录，并通过发问小结、质证、法庭辩论来精准阐述。

这样发问，应该是能够为律师的庭审表现“加分”的。

END

天津律师

李常永，天津行通律师事务所刑事业务主任。四川大学法学硕士，曾任教于高校五年。中国法学会会员，中国法学会刑事辩护高峰论坛“优秀刑事辩护律师”。天津市律师协会刑事专业委员会委员，“律政先锋”律师大赛“优秀演说奖”、小组决赛“最佳辩手”。天津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校外实践导师。天津市田家炳中学法治副校长。

李常永律师自执业以来，专攻刑事辩护，迄今办理各类刑事案件数百件。其中，有无罪判决、无罪裁定、检方撤诉、不起诉等无罪案件八件，部分无罪案件取得国家赔偿，部分无罪案例入选《中国大律师经典案例》一书，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；二审改判、发回重审、重罪辩护轻罪、免予刑事处罚、缓刑、轻判案件百余件。李常永律师数十篇刑事辩护实务研究文章被《中国律师》、《天津日报》、《河南法制报》、《无讼》、《民事审判参考》、《为你辩护网》、《法秀》、《金牙大状》等媒体发表、转载、收录。

李常永律师亲办成功案例有（包括但是不限于）：

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某被控故意伤害罪一案：历经三年六次审理，李常永律师介入后五次，二审最终改判无罪，并获得国家赔偿。

天津市滨海新区某被控故意伤害罪一案：一审法院判决无罪，二审裁定准许撤回抗诉。

天津市东丽区某被控受贿罪一案：一审改变定性为“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”，检方抗诉，李常永律师二审继续辩护，最终改判无罪。

天津市蓟县某被控强奸罪一案：一审法院判决无罪，二审裁定准许撤回抗诉。

山西省太原市某被判敲诈勒索罪一案：历经一审、二审、发回重审，始终做无罪辩护，检方撤回起诉，法院裁定准许撤诉。

天津市南开区某被控挪用资金罪一案：李常永律师介入二审，裁定撤销原判、发回重审；李常永律师继续代理，一审法院判决“挪用资金罪”罪名不成立。

河北省某被控隐匿会计凭证罪、职务侵占罪、重婚罪一案（合办）：一审法院判决“隐匿会计凭证罪”罪名不成立。

天津市某涉嫌妨害公务罪一案：论证职务行为不具备合法性，当事人无罪，辩护意见被采纳，警方撤案处理。

河北省某涉嫌诬告陷害罪一案（合办）：论证不构成诬告陷害罪，检方决定不起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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